觉醒年代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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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

》网友:谁的风雨阁的观后感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陈答:“20年足矣!”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止有十九年,便要借尸还魂了呢!”罗责怪陈过于直白。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挚友白眉初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逆党奸恶,人天共愤。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由刘半农先生敬书《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特务暗杀。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临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考虑。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后为新中国两弹元勋

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1963年2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1966年3月在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

觉醒年代

网友:莫也的观后感

怀疑那些打一星的人从没有过热血青春

我因为奇怪给《觉醒年代》打一星的人是怎样想的,就特意去看了豆瓣部分的一星剧评。

非议主要集中两点:其一,认为太多的政治说教,可本来就是一部表现政治思想的剧,更是百周年献礼剧,有些政治理念宣传也难免。我个人觉得还行,新旧阵营你我来往的语言文字交锋,煞是好看。认为政治说教偏多的人,有些大概是不认同或者不感兴趣剧里的意识形态;其二,从风格技巧上批评剧,比如,镜头和情节的浪漫美化,有些细节和历史不尽相符,等等。

让我想不明的是:即使以上两个问题都存在,它也不应该只值一星。影视作品很难尽善尽美,《觉醒年代》也不例外。不过《觉醒年代》有两方面的表现做得特别好,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热血青春。

《觉醒年代》剧照

家国情怀和政治立场没有必然关系。它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从屈原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家国情怀就已经存在。

所以,当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国为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经危蹈险、不惧牺牲,即使不是信仰主义的观众,依然能够感动、也应该感动。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不屈、不灭的精神和灵魂,他们才堪称中国人的真正脊梁。

至于热血青春,我相信今天的青年人,能从《觉醒年代》看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青年,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去读书求学,是将民众幸福和民族前途时时牵挂于心。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北大等校的那些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激情满怀、甘洒热血,而不只是成天算计着个人的前途和利益。

可以说,《觉醒年代》关于青年的部分,让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部没有任何无脑恋爱,甚至连有脑恋爱都欠缺的青春片。

将近现代革命历史人物以青春偶像的形式展示,起源于2007年播出的描写青少年毛泽东及其同学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剧不仅豆瓣8.9分,更在当年就取得了收视率的成功。

《恰同学少年》以青春偶像剧的形式反映革命先辈的少年时代

这种拍摄方法,在康洪雷导演的描写留法勤工俭学的《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得到延续,这部剧至今在豆瓣有9.2的高分。这种风格进而影响到今天《觉醒年代》描写青年成长的部分。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剧照,右一是《觉醒年代》也有的陈乔年,他是《我》剧少有的有爱情线的角色

这些电视剧的相似点在于,青年人物外形没有完全遵循真实的历史原型,而是不同程度上予以美化,使得人物具有类似青春偶像的形象气质,又凸显了历史人物本来应该就具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此外,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反面,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强化了人物的情感关系和人物冲突。这些做法提升电视剧的可看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担心,这样或许会造成对历史的美化式、浪漫式、戏说式的呈现。我的看法是,影视本来就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更是基于历史的二次创作,对历史有所增减和升华。只要人物关键性格和主要命运于史有据,人物外形或者部分细节脱离历史就无关紧要。

何况影视作品对历史人物青年时期的外形,加上美丽滤镜,其实不乏现实的依据。前阵子从新闻看到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17岁的照片,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无疑非常感人,不过她今天的外貌和世俗眼中的美丽却不沾边。但从照片看,她十七岁的形象却青春可爱。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十几岁、二十多的姑娘小伙很少有真正丑的人,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何况是那些投身于理想和激情的青春。

在大部分主要人物、背景和情节依据历史的前提上,虚构了少部分人物,又在人物和故事细节做了细化和扩充。从影视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人物才从历史属性的形象,发展为兼有历史属性和文艺属性的形象。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一样。

至于那些仅仅因为不喜欢电视剧中呈现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些对历史进行偶像化、浪漫化的展示,就无视电视剧中那些最感人的核心——家国情怀、热血青春,我有时怀疑他们是否被自己的政治倾向遮蔽了眼光,或者每当谈起影视,就永远停留于故作冷静的技术性审视。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年轻过,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热血青春,自然也就缺乏这种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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